他是拥有最多“观众”的画家，他笔下的毛主席惟妙惟肖，第五套人民币上的毛主席画像就是由他绘就；他是将根深深扎进黄土地的人民艺术家，黄土地的厚重博大在他的笔墨之间挥洒；他一生勤俭，笔耕不辍，教书育人，以一生的践行成为艺术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你要创作吗？到生活中去；你要激情吗？到人民中去。他们会告诉你路该怎么走。”如果有人问他的“成功之道”，这便是他的回答——刘文西，一位不会被人民和历史忘记的人民艺术家。作为践行党的文艺路线杰出的美术家代表，刘文西一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终身扎根西北黄土地，创造出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艺术形象与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对我国当代水墨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绵延的红色展墙上，集中呈现了这位人民艺术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和珍贵文献200余件，“满腔真情绘领袖”“笔墨丹青为人民”“深入生活求创作”3个展览单元，以形似陕北窑洞的空间布局相连通，辅以红、黄为主色调的色彩设计，完美地融合了黄土高原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特色，让观众能更深切地感受到艺术家对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深沉、持久的爱。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以这场展览来表达对这位伟大艺者的深深敬意，有着更为现实且深远的意义。“这幅（《毛主席和牧羊人》）是我1957年大学毕业时创作的。那时我毕业实习到陕北杨家岭，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我经常到延河边写生，会遇到一些老汉赶着羊在放牧。我想到毛主席也会常到这里散步和他们聊聊天、谈话。”在刘文西的艺术创作生涯中，领袖题材的美术作品占有重要分量。其中，尤以描绘毛泽东主席艺术形象的作品成就最为突出。早在1949年，刘文西的家乡浙江嵊县庆祝全国解放的活动上，主席台悬挂的毛泽东像和朱德像就是由刘文西画的，尽管此时画得还不成熟，却让刘文西受到莫大鼓舞。1957年，刘文西在浙江美术学院创作的毕业作品《毛主席和牧羊人》可谓轰动一时，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件作品，画面中的老农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在毛主席面前无拘无束，侃侃而谈；而毛主席面带微笑、神情专注地倾听着老农的絮语，就连指间的烟灰都忘了弹。毛主席看了这幅画说：“文西画我很像，他是一位青年画家。”领袖的赞扬与认同极大地增强了刘文西创作的积极性。1964年至1965年间，刘文西创作了《毛主席到陕北》，作品采用素描上色的绘画方式，塑造了毛主席带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百姓热烈欢迎的场景。《解放区的天》也是此类作品中的代表作，曾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表现的是毛主席与陕北人民共度春节的欢乐盛况，主席站在欢庆人群的外沿，与群众亲切交谈。虽然刘文西一生并未真正见过毛主席，但他另辟蹊径，除了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领会毛主席的精神气质外，他还徒步走遍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去过的所有地方，了解历史事实。正如他自己所言：“大抵就是一次次实地寻访，我不仅更加崇敬毛主席，也爱上了那片黄土地。”“原来只是把学画当作一种兴趣，一种爱好，并不知道文艺是什么。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我才知道画画要与工农兵结合，与工农兵交朋友。十年八年不行，我要一辈子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服务。”
自从毕业创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来到延安深入生活，刘文西就被脚下的这片黄土地深深的吸引。此后，一生扎根于这片雄浑深沉的热土，深耕不辍，与陕北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在他的创作中力图刻画他们特有的气质和性格。他曾近百次去陕北深入生活，足迹几乎踏遍陕北所有的乡镇，结交了数百个农民朋友。他在高原上与陕北老乡扭秧歌、唱信天游，在窑洞的炕头上包饺子、喝米酒，和老乡们一起过大年。很多陕北农民都能一眼认出他，亲切地叫他“老刘”。“可以说，我的血液里有一半的血液曾来自陕北，我的艺术细胞中绝大部分的营养都是陕北那块土地为我供养的。”刘文西说。在刘文西的画作中劳动人民的形象最多，有饱经沧桑的陕北老农、勤劳俭朴的绥德汉子、开朗乐观的米脂婆姨、淳朴腼腆的陕北姑娘、天真无邪的陕北娃娃……他曾用笔记录了一个人从5岁到52岁不同阶段的样貌，也创作出了《支书和老贫农》《沟里人》《山姑娘》等经典作品。而他最为经典的作品《祖孙四代》，则是表现一家祖孙四代辛勤耕作后在田间地头休息的瞬间，浓缩了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时代，既是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具像画，也是一个时代群体的缩影。“他用画笔画活了陕甘人群，他画了圆脸、丹凤脸的那种明暗和神情，画了方脸、国字脸的那种刚毅和风采，他画出了黄土高原特有的苍茫，画出了黄河黄土孕育的那种淳朴，画出了窑洞的灯光和秧歌的激情，他也画出了领袖和人民之间的那种亲切，进而他画活了解放的劳动者的风采，画出了一代中国人的精气神。”中国美协副主席许江认为，刘文西人物画最深刻的意义是一种时代的美学的意义。深入生活，不是要跑很多地方，也不是了解一两个老百姓，而是长期深扎在一个地方，深入了解当地民众，于长期积累和不断深耕中了解典型。只有生活的“银行库存”丰富，才能比较和选择，才能集中和创造典型，这样的作品才有生命力。
艺术大家的出现离不开超常的艺术天赋，更离不开坚定的艺术思想与持之以恒的艺术探索。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常和刘文西一起参加艺术活动的美术理论家邵大箴回忆说：“令我感佩的是，他背起行李来参加会议，放下行李就到外面写生。他的勤奋，他对深入生活的重视和长期的坚持，在当代艺术家中是少见的。刘文西的艺术很土，又很现代，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传达出现代精神和自己的内心感受。”“这种深扎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旅游式的写风景，而是一生一世浸泡在一个地方的那种决然，是生命与大地、个性与史诗互相的塑造和淬化。” 许江说。抓住个体性的、偶然性的瞬间画面来表现一个时代，表现一种宏大的叙事，刘文西善于通过透着时代气息的典型形象、典型情节来进入绘画的叙事。他的群像代表作《祖孙四代》《同欢共乐》《陕北秋收》《解放区的天》，尤其是他的巨构《黄土情》《陕北人》，长度达28米以上，所绘近百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人物的表情、动作、体态、正反背侧以及人物之间的呼应、人与景之间的关系，乃至群像所连成的动态变化，人物的疏密起伏与姿势表情，都构成了戏剧的情节、内在的张力。如何深入生活，把握好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塑造今天的人民形象，对于新时代主题性绘画创作而言，刘文西无疑是一个教科书式的范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洋表示：“刘文西先生的主题绘画，不再只是对生活的一般描摹，而是理解，是对于生活的理解，是对于人物形象、性情、气概的理解，其实主题性创作也是理解的艺术，而不是对于图像简单的复述和拷贝。历史和生活的温度怎么通过一个画面甚至一个符号传递出来，形成一种共鸣性、共情性，这也是当下主题性创作的问题和难点所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是一句口号，怎么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能够理解，能够有共情，这非常重要。”正因为心中有人民，刘文西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片土地，并与生活于此的人民形成共情，才能达到一种艺术的真实——画其所思，而不只是画其所见。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牛克诚看来，心中有人民，是一种信仰、一种态度、一种责任感，这对于一个画家，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画家而言，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只有生活素材，不能达到形式与内容相统一，创作精品仍是一句空话。笔墨就好比一件衣服，其形式和艺术语言要符合描写对象和内容。比如我画陕北人，我的笔墨比浙派人物画要强硬有力，这是为了配合和适应人物个性的描写。“熟悉人、严造型、讲笔墨、求创新”是刘文西在艺术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他一生创作智慧的结晶。他将中国画的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结合起来，在造型上吸取西画中素描和色彩的精华加进民间艺术中清新健康的朴素格调，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开创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与时代特色的“黄土画派”，这一画派不仅强调学院画派的综合素养，还直接促进了社会上黄土文化意识的广泛觉醒，并催生出一大批优秀的黄土题材的绘画作品。如果将刘文西的人物画溯源分为三个维度：苏式的素描系统、浙派的水墨系统、传统的工笔重彩系统。那么，他在晚年历时13年艰苦创作而成的百米长卷《黄土地的主人》则回到了工笔重彩这样一个传统的语言当中，牛克诚说：“这件百米长的史诗巨作，基本上是采用放大的白描线条，画面不过多呈现像浙派那样的水墨趣味，而是强调线条的坚实感，就像土地上犁出来的一道道沟痕，为了更准确地诉说它的轮廓和人物的结构，而这恰恰与刘文西所强调的‘严造型’相吻合。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长卷笔墨非常干净，却营造出一种非常喜庆、非常热烈的气氛。”用来自于生活的写生和速写，通过线描、白描回到了中国画的本体，以此来改造西方学院教育以素描为基础的造型系统，创建中国的学院教育系统和人物画的发展方向。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认为，这是一种具有超前意识的探索和实验。“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画自身的造型根本是什么，但是刘文西在实践中不仅认识到了，而且用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条路应该是中国画的‘正路’，是一个大道。因此，研究刘文西就要对传统中国画的线造型、写意性进一步加深认识，怎样才能创造刘文西所说的有血有肉有生命里的人物，这就是生活和写生。”刘文西曾说：“作品是画家的生命。画家靠画来说话，画是献给人民的，也是献给历史的，作品的优劣只有人民和历史才能给其定位，因为人民和历史总是最公正的。画家应该是最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人，应该是最有思想的人，应该是最勤劳、最勇敢、最吃苦的人。画家要一辈子把心思放在画上，放在人民身上。”将生活和人民放在心中，这正是刘文西艺术人生所显现出的最内在的本色。
（本文原刊载于2021年11月7日《中国文化报》，作者李亦奕，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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